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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制成功:我又是谁?——AI时代的风格、身份与作者性

西岸笔记文 / 粟多壮AI · 作者性 · 多重身份
纸张、透明平面与不同痕迹构成的多重作者身份意象
《复制成功:我又是谁?》文章主视觉。Time Commons 编辑部使用 AI 生成。

给 AI 几十份你写的东西——邮件、报告、朋友圈——它就能学会你的措辞、逻辑、说服人的方式,仿出一个几乎以假乱真的“你”:比你快,比你便宜,还不会累。这件事已经在发生,而且几乎没有一个行业能够置身事外。它还不能复制一个完整的人,却已经能够复制那些让别人认出“这是你”的信号。艺术家的风格,是其中最醒目的一种。

在中国和西方艺术界之间,我反复听到西方藏家、策展人和评论人对中国艺术家——尤其是雕塑家——作出同一种评价:这个语言还不够统一,这个艺术家还没有沉淀出属于自己的风格。潜台词就是:

你还没找到自己。

这句话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职业训练:找到自己的风格,坚持自己的风格,经营自己的风格。风格越稳定,越容易被辨认;越容易被辨认,也越容易进入画廊、收藏、展览和拍卖体系。艺术家被鼓励把复杂的自己,逐渐压缩成一套可以被识别的视觉语言。

可 AI 出现以后,这套机制开始反噬自己:一个艺术家越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稳定、可辨认的风格,也就越容易被转化成可以学习、调用和复制的样本。过去用来证明“这就是你”的东西,如今最容易脱离你,自己活下去。

而且,被复制的不只是绘画的语言。一封邮件的措辞、一份报告的逻辑、一个人开会时说服人的方式,AI 都在学。艺术家只是最先被逼着回答这个问题的人:如果别人用你的风格,也能继续生产“像你”的作品,复制成功之后,你又是谁?

异名,不是笔名

葡萄牙作家佩索阿(Fernando Pessoa,1888—1935),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葡语作家之一,一生创造了几十个“异名”(heteronyms)。他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笔名,而是一个个拥有独立人格、独立传记、独立思想体系的作者。阿尔贝托·卡埃罗写自然与本能,阿尔瓦罗·德·坎波斯写工业与感官的眩晕,里卡多·雷斯写古典的节制与宿命,伯纳多·苏亚雷斯写城市职员的孤独与形而上的疲惫。他们不仅风格不同,还会互相评论,在政治与美学立场上彼此对立。佩索阿为其中许多人写下传记、签名与星盘。佩索阿本人,反而更像一个容器,而不只是一个作者。

这套异名系统取消的,并不是风格的统一性,而是一个更深的假设:一个作者必须对应一个稳定的人格。一个人可以成为很多个作者。这些作者彼此独立,也彼此影响;他们不需要互相解释,更不需要最后统一成同一种声音。

天才的手笔,普通人的现实

今天,当 AI 开始以 Multi-Agent 的方式工作——不同的 Agent 可以拥有不同的角色设定、任务边界、推理路径与输出风格,并在同一个系统中协作——佩索阿曾经只能靠一个人的天才和一生心力才做到的事,第一次有了普通人也能操作的工程结构。

Agent 与异名相去甚远。佩索阿的异名拥有文学史、欲望、矛盾和长期写作,多数 Agent 只是任务角色。二者有一个可以比较的地方:不同的判断位置能够长期共存,彼此分工、冲突,并留下过程。

与此同时,风格的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。过去,它是一种需要多年经营才能形成的能力;今天,它越来越像一种可以学习、调用和迁移的接口。给定足够的样本,AI 正在被用来提炼艺术家的视觉语法——笔触、构图逻辑、色彩关系——然后重新组合、持续生成。

风格并没有消失,它只是越来越容易脱离作者,独立存在。

“你还没找到自己”,归因错了

这些年,“你还没找到自己”几乎是我听过最多的一种评价。这句话为什么听起来如此理所当然?

我们今天回头看毕加索,看见的是蓝色时期、立体主义、新古典主义、超现实主义,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。但在 1920 年代,当毕加索转向新古典主义时,不少先锋派同行认为那是一种倒退、一种妥协。他们看到的不是后来艺术史里的毕加索,而是一个突然改变方向的人。

里希特提供了另一个参照。他同时创作照相写实、抽象刮刀、彩色色卡与玻璃装置,语言之间相距甚远,却很少有人因此怀疑他的作者身份。

真正起作用的是信用,不是风格数量——一个名字要积累到什么程度的信用,才能让不同语言继续被理解为同一个人的作品。于是,同样的多样性会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:一种叫探索,另一种叫没有找到自己。风格本身没有改变,改变的是别人理解风格的方式。

这种“信用”也不只由艺术家自己创造。画廊、策展人、评论、收藏、市场与艺术史共同决定,谁的变化会被解释为探索,谁的变化会被视为不成熟。艺术家可以说明自己为什么改变语言,却不能独自控制别人是否愿意相信。

中国传统,在 AI 时代显出了它的先见

中国艺术传统很少要求“一个艺术家对应一种形式”。苏轼写诗、作书、画竹;徐渭的诗、书、画在狂放与法度之间往复;石涛提出“一画”,讲的也不是画法只有一种,而是万法如何从一个生命中生发。

变化从来不是问题——一个生命进入不同媒介,本来就会留下不同的语言。AI 并没有创造这种经验,它只是提供了一套新的描述方式:一个精神,可以调用很多种语言。

这句话放在佩索阿身上成立,放在今天的 Multi-Agent 系统中成立,放在中国艺术传统里同样成立。它们来自不同的时代,也属于不同的领域,却不断把问题引向同一个地方:为什么在这里,换了一种语言?

把佩索阿变成一种方法

艺术家对风格被复制的焦虑并不新鲜。有些艺术家最担心的,是自己的作品和语言尚未被人看见,就被别人拿去抢先发表、先进入市场。AI 让复制变得更快、也更便宜,追踪起来更难。佩索阿没有回答这种处境,却留下了一种值得重新阅读的方法。

他的异名不是失控的多重人格,而是一套经过精心设计的结构。许多异名都有传记、星盘、政治立场与彼此之间的关系;他们写信、互相评论,构成一个可以被追溯的作者系统。风格的差异只是结果——卡埃罗为什么这样写,坎波斯为什么那样写,这些差异没有被隐藏,也没有等待最后统一。“为什么”本身就是作品的一部分。

佩索阿也不是孤例。杜尚为自己创造过一个女性分身:罗丝·瑟拉薇(Rrose Sélavy)。她有名字,有曼·雷拍摄的肖像,也成为部分作品的署名者。艺术界清楚她与杜尚的关系,却不妨碍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作者位置被讨论。

近几十年,这条路一直有人在走。两位艺术家共同以“克莱尔·丰丹”(Claire Fontaine)这个虚构艺术家的名义创作和展出,公开称她为一位“现成品艺术家”(readymade artist);“瑞娜·斯波林斯”(Reena Spaulings)则同时是小说人物、艺术家、画廊与集体身份,其作品已经进入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机构的收藏。

这些案例说的是同一件事:观众知道人物是构造出来的,并不会让作品失效。名字背后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,从来不是关键;关键是这个名字之下,判断与语言是否真的独立成立,劳动是否得到承认,后果又由谁承担。

今天的 Multi-Agent 提供了另一种可能。一个系统中可以长期存在不同的角色,它们拥有各自的任务、语气与推理路径,也彼此讨论、彼此修正。艺术家完全可以借助这样的结构,搭建、测试,甚至不断诘问自己名下的多个“语言人格”。切换语言的理由,也可以进入作品,而不只是留在艺术家的心里。

中国传统里“一个精神调用很多种语言”这件事,并不需要等待 AI 来证明。诗、书、画、印一直都在共同构成一个人。今天,AI 只是让这种经验第一次拥有了可以被清楚组织、记录和展开的工作方式。

风格会继续变化,也会继续被学习。人们最终怎样辨认一个作者?不是靠风格是否统一,也不是靠一套事后补写的解释,而是看“为什么在这里换了一种语言”有没有真的进入过选择和过程,作者又是否愿意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。

这道题,不只属于艺术家

AI 学的从来不止绘画。给它足够的样本,律师的措辞、管理者的决策风格、老师讲课的节奏,它都能学会——而且总是稳定发挥,从不会有情绪化的坏状态。雕塑和装置更难一些——空间处理、材料语汇,不像笔触和构图那样容易被拆解——但参数化设计和生成式建模正在赶上,把这些也变成可以被学习和调用的东西。

大多数人早就活得像一个“多重异名”的系统:在公司是一种语气,在家里是另一种,在朋友圈发的又是第三种。只是很少有人像佩索阿那样,把这种多重性当作一件值得设计、值得交代的事。大部分人只是把它藏起来,当作一种说不出口的分裂感。

但多重身份不是越多越好。很多人真正的困境,是角色已经太多。设计自己的多个“我”,同样包括决定哪些角色可以退场,哪些要求可以拒绝,哪些时候允许自己什么都不产出、不展示。

这句话,其实问向每一个在不同场合、不同身份之间切换的人,不只是艺术家。收敛成一种统一的自我,不是真实的答案;把自己无限展开,同样不是。能不能像佩索阿一样交代清楚——此刻为什么是这个“我”,哪些“我”还值得留着,哪些可以放手——这才是真正要回答的问题。

谁是作者,这个问题原本只属于艺术史。现在,它属于每一个必须在多重身份里生活、又必须说清楚为什么的人。

粟多壮(Michael Suh),策展人、写作者,Time Commons(时间公域)发起人,温哥华双年展亚洲项目高级策展人。持续开展跨越当代艺术、公共空间、技术与跨文化交流的策展、研究和写作实践。查看实践档案 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