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今天送 Midas 上学,一路聊到一个看似简单、其实跟“公共生活”和“自由感”深深相关的话题——道路摄像头。
最近我们路线上有几个摄像头不工作了。
Midas 问:“为什么都坏了?”
我说:“不是坏,是安省省长决定要拆。他认为这些摄像头是 cash grab——抢钱。”
过去两年,渥太华突然增加了大量测速、闯红灯摄像头。
我们也收到不少罚单,有些完全是“没注意”,却一下子就是上百块。
省长的意思很直接:不该靠罚单给政府创收。
一、为什么以前没有摄像头,也能正常开车?
我们刚来加拿大时,路上几乎没有这类“电子监控”。
但大家一样遵守规则,四向停牌(Four-way stop)靠的是:
谁先到谁先走。
没人抢行,也没有大声喇叭,更没有激烈对抗。
Midas 想到北京:
“在那里过马路,车会和人抢着走。”
但在加拿大,是车等人。
这背后其实依赖一个东西:
public trust——公共信任。
不是怕被监控,而是觉得“应该这样做”。
二、监控会改变人的行为方式
我跟 Midas 说:
摄像头能拍照、能监视、能抓坏人,但同时也会让一个地方慢慢变成“事事都被记录、每一步都被判断”的社会。
公共秩序从此不再基于公民的自觉,而是外部装置的介入。
就像小时候练钢琴时,需要有人盯着;
长大后能自己安排练习,效率反而更高。
因为那是主动的行为,不是被监督逼出来的。
三、拆掉摄像头有好处,也有风险
我问 Midas:
“如果拆掉,你觉得会怎样?”
他说:
“那些喜欢超速的人就更容易乱开了。”
没错,这是第一大风险:
少数不守规矩的人难以约束。
其次还有:
- 安装花钱,拆除也浪费钱
- 政府少了一大笔罚金收入
但好处同样明确:
- 减少生活的“被监视感”
- 让警察回到本来的执法角色,而不是把工作外包给机器
- 让公共行为重新回到“自觉—信任”的逻辑
- 减少因为无心的小错误而产生的高额罚单
我说,如果让我投票,我会选“拆”。
因为加拿大在没有摄像头的年代,也一样安全。
而监控越多,“自由感”就越少。
四、我们真正讨论的,是“怎么判断自己的行为”
这次对话不是在讨论技术,而是在谈一个更深的问题:
公共生活是建立在自觉之上,还是建立在被监控的恐惧之上?
孩子的判断很纯粹:
守规则的人不会受到影响;
但不守规则的人可能变多。
所以我们最后达成一个共识:
自由和秩序,都需要建立在“习惯”与“共同的判断”上。
如果一个社会不需要机器盯着,依然能井井有条,那才是最难做到的文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