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文/ 粟多壮 vs 苏隐
序章|为什么重访 2012?
2012 年在 NordArt 的《无形之形》,在我的策展史中始终处于一种“未完成状态”。它从未被真正定义,也未被系统理解,更没有被写入任何具有解释力的艺术史叙述。它像是被悬置在时间中的一个片段:既不是已完成的判断,也不是尚未开始的问题,而是一个语言尚未赶上的思想原点。
今天重返 2012,并不是为了回顾一次展览,而是为了重新进入一个当时无法被表达、也无法被命名的概念结构。那一年最真实的困境是:我们没有合适的语言解释正在发生的中国艺术;而“抽象”作为西方现代主义的主语,却以一种压倒性的便利性被套用在所有非具象、非叙事的作品上。它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种看似合理的翻译,却同时遮蔽了这些作品内部真正的生成逻辑。
在 NordArt 的展厅中,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语言的滞后:
抽象无法解释张羽长年累积的指印行为;
无法解释隋建国身体、材料与时间共同构成的路径;
无法解释孟禄丁以机械运动生成的律动;
无法解释展望在一小时内压缩亿年地质尺度的形态想象。
抽象无法承受这一切——并非因为它不够复杂,而是因为它的本体论前提是错误的。抽象处理的是“已成之物的形”,而这些艺术家面对的是“尚未成形的能量”。抽象关注结果;他们关注生成。抽象讨论形式;他们讨论时间、行为、材料的共同作用。
当年的我已经切身感到一种新的判断结构正在生成,却还没有能力为它建立语言框架——判断已经出现,但语言尚未生成。策展帮助我完成了结构的呈现,却无法完成语言的生成。而“写作即策展”的真正含义正在于:用语言继续完成展览现场所留下的结构性空白。
因此,重访 2012 并不是为了给过去赋予意义,而是为了完成当年的未完成——
让一个十多年前已被命名却尚未被真正解释的概念——“无形之形”——最终获得它应有的语言。
对话节点 1|为什么今天谈论 2012,比当年更重要?
苏隐:
你当年以策展人的角色处理展览的空间与关系,而今天却以写作者的方式重返同一现场。为什么你认为现在谈论 2012,比当时更重要?
粟多壮:
因为当年我能看到结构,却没有语言去准确表达它。判断是存在的,但语言容器缺席。当语言无法承载判断时,展览只能部分成立,而概念则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。
苏隐:
所以,当年的策展实践实际上触达了一个概念,但语言没有跟上?
粟多壮:
是的。那时概念还在生成,我也没有足够的理论工具把它说出来。而今天我们重新进入这个问题,是因为那个“未完成”从未被解决,它依旧在要求我们完成它。写作,就是把当年无法写下的部分补写回来。
第一部|抽象的不足:一场从英国开始的怀疑
1.1 现代主义“抽象”的语法与边界
抽象在西方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形成了高度稳定的语言体系:
形式脱离再现,视觉回到自身,叙事被排除,世界被视为可被“简化”“提炼”“纯化”。这一体系解释了康定斯基、蒙德里安、罗斯科、波洛克,也构成了 20 世纪艺术史的主线叙述。
然而抽象之所以成立,依赖两个本体论前提:
其一,世界可以被拆解为形式与内容;
其二,形式可以脱离生成,被固化为一个可讨论、可复制的结构。
但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许多实践中,这两个前提都不成立:
艺术家既不减少,也不剥离;
既不追求形式的纯化,也不切断与世界的关系;
他们关注的不是“形式的自主性”,而是“形的生成路径”。
材料、身体、时间、动作、重复、持续、过程——这些因素被共同卷入作品,使之成为一种“正在形成的形”,而非一种已经稳定的形。
因此:
抽象讨论的是形如何脱离世界;
无形之形讨论的是形如何生成世界。
抽象的语言边界在此暴露无遗——
它无法进入“形尚未成为形”的那段时间。
1.2 中国艺术家的难题从来不是抽象,而是被误读
在 2010 年代的欧洲语境中,凡不具叙事、不具象、不强调再现的中国作品几乎都会被自动归类为“抽象”。这种分类方式表面上为其提供了一个国际可识别的语义框架,但本质上是一种语言上的误译:它将行为、时间、材料、经验与生成全部折叠进一个不适用的现代主义词汇体系里。
张羽的作品不是抽象,而是“时间的累积行为”;
隋建国的作品不是抽象,而是“材料与身体的生成轨迹”;
展望的作品不是抽象,而是“尺度与时间被重构后的实验性显形”;
孟禄丁的作品不是抽象,而是“机械运动自生的节奏结构”。
抽象只能描述这些作品“最终呈现的形”,却无法描述它们“从无形走向形”的内部机制。
抽象关注结果,他们关注过程;
抽象关注视觉,他们关注时间;
抽象关心形式,他们关心形如何出现。
因此,“抽象不够”并不是一个风格判断,而是一个概念判断:
抽象无法解释生成。
而“无形之形”要解释的,正是生成如何显形。
对话节点 2|抽象解释不了什么?
苏隐:
你第一次意识到抽象无法解释中国艺术,是在英国的课堂上,还是在 NordArt 的现场?
粟多壮:
严格来说,我对“抽象语言的预设”产生怀疑并不是在 NordArt,而是更早——在英国读艺术史时。当我开始为《无形之形》写策展方案(2009)的时候,我已经意识到一个核心问题: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实践并不能被“抽象”这一西方现代主义的框架所概括。他们的作品所呈现的不是形式的抽离,而是生成的过程;不是简化,而是能量的累积。 但这种判断在文本中只能以“提出问题”的方式存在,它还缺乏彻底暴露自身的现场条件。直到展览在德国落地,问题才以一种不可回避的方式显现。 作品的关系、时间的密度、材料的行为,以及几十位艺术家实践之间的共振结构,让那个疑问第一次从“直觉性的判断”变成“结构性的事实”。 因此,不是德国迫使我提出问题,而是: 德国的展览现场让策展方案中最初的问题被完整显现出来。 换句话说,当年的策展方案其实已经指向了一种“生成论”的理解,而真正把它照亮、暴露、展开的,是展览本身。
苏隐:
换句话说,你意识到真正的问题不是“抽象是不是正确的词”,而是“抽象无法承载什么”。
粟多壮:
对。抽象无法承载“未成之物的状态”,无法承载“过程本身即作品”,无法承载“时间密度如何被累积”,也无法承载材料与身体之间的生成性协作。抽象只能处理稳定的结果,却不能解释正在发生的世界。
苏隐:
而无形之形的目的,就是解释结果之前的一切。
